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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. 中國經濟要脫胎換骨,這件事不能做錯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張維迎 原創 | 2019-03-12 16:37 | 收藏 | 投票 編輯推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關鍵字:中國經濟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的題目是“從創新的不確定性看產業政策面臨的挑戰”。首先聲明一點,我講的產業政策有嚴格的定義,任何普惠性的政策不能叫產業政策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另外,我今天講的產業政策,其目的是提升技術進步和創新,如果在收入分配或者地區發展平衡等等這些方面的政策,也不在我討論的范圍之內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說到產業政策,目前的認識有誤區。我們假定創新是可以預測,當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預測的。有一部分人特別聰明,政府官員、專家學者也可能是企業家,他們能夠知道未來應該發展什么,并且就這樣一個前景達成共識。我們認為基于這樣的產業政策,就是正確的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舉一個例子,聰明如愛迪生這樣的人也犯了兩個錯誤,他認為交流電會贏,最后證明直流電贏了。燃油車和電動車競爭,他認為電動車會贏,實際上他也錯了,燃油車贏了。為什么聰明的人也會出現錯誤,是因為創新面臨非常大的不確定性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確定性是這個世界之前沒有的,沒有平均值,沒有方差,所以不可預測,但是每個人可以作出自己的決斷。但是這個判斷在事前沒有辦法證明誰是錯的,誰是對的,只有事后才有結論證明“對錯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創新有四個方面的不確定性:第一,技術上的可行性是不確定的。第二,商業價值是不確定的。第三,創新的成果依賴于相互互補甚至競爭性的一些技術,它的這個前景也是不確定的。第四,體制和文化對于創新的態度也是不確定的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別解釋這四個方面: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、“技術本身是否可行”是不確定的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舉個例子,200多年前,英國企業家威爾金森提出用鐵制造船,在那之前都是木船,比水重的東西能不能漂在水上這是不知道的,當他提出這個觀點的時候,99.9%的人全反對,所以他被認為是一個瘋子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0多年前,美國萊特兄弟提出要造飛機的時候,比空氣重的東西要漂在空氣上面,這是不是可行?當時的技術情況下,也是不確定的。所以他們實驗當中反對的聲音遠遠多于支持的聲音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同樣半個世紀前,美國二戰期間要進行核實驗的時候,核裂變能不能產生那么大的能量爆炸?這在事前是不知道的,只有在新墨西哥實驗成功之后,才說這是有可能的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同樣我們最新的例子——iPhone手機,當時喬布斯提出要用多點觸控技術來替代鍵盤,包括蘋果公司的技術專家認為這種可能性不大,這個技術也是不確定性。微軟的技術人員更認為是不可能的,所以他們一直在熱衷于搞手寫筆或者鍵盤的這樣的手機技術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、商業上的不確定性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個東西在技術上是可行的,在商業上成功與否其實并不知道,最初愛迪生發明照明系統時,煤氣照明系統已經很普及了,電力系統能不能夠戰勝煤氣照明系統,這在商業上并沒有清楚的答案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同樣,我們知道最近比較多的例子,像英國的協和式飛機,速度非常快,技術上證明是可行的,但是最后在商業上失敗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近我們看到了空客A380大型客機,技術上沒有問題,而且上了一百多架,但是空客已經停止再生產這種飛機,為什么,因為在商業上是沒有價值的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喬布斯在1975年創辦了蘋果,1985年他被趕下臺了,為什么被趕下臺,就是因為栽在電腦上,商業上賣得不好,他遭到了董事會全體的批評否決,最后被趕下了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之所以出現這些情況,是因為一個創新出現后,它的商業價值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后續的一整套的技術改進,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個人計算機到筆記本電腦、平板電腦到智能手機,每一個后來的領導者基本上都不是前面的領導者,或者前面的領導者都在下一個新一代的電腦面前變得默默無聞,很大程度上就是它沒有能夠看到商業上的變化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、相關技術的不確定性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特別介紹一下:互補性技術。舉兩個特別有名的例子:交流電直流電大戰,為什么交流電戰勝了直流電,最重要的一個進步就是后來出現了變壓器,有了變壓器之后,交流電高壓就是上萬伏的電流可以遠距離傳輸,然后再到使用的地方降下來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如果沒有變壓器發明的話,交流電要戰勝直流電就非常的困難。當然了,我們知道這里面還有很多其他的技術出現,對于交流電的成功也非常重要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另外一個有名的例子就是激光,1960年貝爾實驗室發明激光之后,他們的法律專家,專利事務的法律專家都主張不要申請專利,因為這個對于他們ATM沒有什么商業機會。激光什么時候變得有商業價值呢?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976年康寧公司生產出了高透明的玻璃,激光根據這個玻璃就產生了我們今天講的光纖,由此替代了原來的銅線纜,使得4G、5G成為可能,如果沒有玻璃技術大的創新,這個激光就沒有多大的商業可能,現在,激光可以說是無處不在,包括講課我們也需要用到激光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燃油車和電動車的變化也是這樣的,發動機的進步,包括傳輸裝置以及汽油改進非常重要,如果沒有這些進步燃油車要替代電動車也可能非常的難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、制度和文化方面的不確定性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創新是創造性破壞,創造性破壞就一定會使得一些利益受到損害,這些利益受到損害的人就會盡一切努力來阻止這種新技術的出現,有一位技術專家曾經講過這樣的話,他說任何一個創新其實遇到的朋友很少,敵人很多。所以他們非常的難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這樣的例子我們可以舉很多很多,由于時間關系我就不講了。最著名的蒸汽車,蒸汽車比火車還要早,商業上運行比較成功,為什么最后失敗了,很大程度是一整套的既得利益者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他們向英國國會游說,英國國會出現了所謂的紅旗法,紅旗法一出現了之后蒸汽車速度不能超過人,每一輛蒸汽車前面要舉著一個紅旗,叫做紅旗法,最后這些公司都破產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由這四個方面的不確定性,給我們帶來產業政策悖論,當我們制定一個產業政策時,我們是以某種共識的存在和創新的可預期性為前提。按照定義,創新是不確定的,不確定性意味著創新沒有共識,不可預測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反過來,如果一個東西大家可以達成共識,所有的人,大部分人認為是對的,它已經不再是創新了。同樣,我們可以講,如果一個東西能夠達成共識的話,我們也不需要產業政策,因為達成共識的事情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會自覺做,有利可圖,就不需要我們專門出臺這個產業政策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產業政策的自我證成,一種政策好像證明自己是對的,其實它是不對的。政府要鼓勵養狐貍。另外一個政策說養狐貍的人可以得到財政補貼,可以得到免費土地、優惠的信貸,甚至他們的孩子可以優先上大學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如果所有經營狐貍的這個商家可以做到補貼,吃狐貍肉、吃狐貍皮的人可以得到補助,如果任何人要養其他動物或者其他吃其他動物的肉,你必須先養一定量的狐貍,這樣才可以養羊、養豬。那么狐貍這個產業一定會發展的很興旺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如果再進一步,政府出臺一個政策,這個政策說任何人如果你養了非狐貍的動物,就會受到嚴厲的懲罰,那么養狐貍產業就可以變為了最大的養殖產業。但是這不能證明養狐貍這個政策是對的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這就是我講的一個產業政策自我證成,但不能證明它是對的。這是有針對性的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們現在來看新能源汽車,得到各種各樣的優惠,各種各樣的補貼,2025年政府不再允許使用燃油車,都只能使用電動車,那個時候燃油車會被淘汰,但是這也不能證明鼓勵電動車的政策就是對的。因為用政府的政策消滅了其他可選項這是非常危險的。看到一百多年前燃油車和電動車就在競爭,最后燃油車成功了,這是靠市場的成功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今天,新的技術出現了,可能未來電動車完全替代燃油車,但是我的意思是說,如果沒有政府的政策來完成這些工作,我們可能消滅了也許更有潛力的技術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們過去一百年來,燃油車的效率提高了八倍,電動車的效率提高了不到兩倍,而且燃油車本身的進步潛力仍然非常大,所以說,我們只能留給市場來鼓勵,而不是政府鼓勵這些事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市場與計劃的區別。簡單來說,市場經濟是分散的,企業家八仙過海各顯神通,計劃經濟是集中決策,有一批聰明人,專家他們制定一些計劃,政府說了算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人問,市場就不犯錯誤嗎?市場當然會犯錯誤,任何體制下都會犯錯誤,因為人本身不是完美。計劃和市場最大區別是什么?最大的區別就是市場本身就是一個自我糾錯的機制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假如說一個企業家他作出了一個錯誤判斷,企業其他企業家發現可以賺錢,也就是說每一個企業家犯的錯誤都是其他企業家賺錢的機會,這市場競爭下總會有人挑毛病糾正錯誤,盡管市場上出現了很多的決策失誤,但是最后經過競爭,適者生存,留存下來都是有生命力的技術和產業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相反,在計劃經濟下出現了錯誤,誰來競爭錯誤呢?沒有人來競爭錯誤。有一些犯錯誤的人,做出錯誤決策的人自己不會糾正錯誤,因為糾正錯誤他沒有臉面了,丟人了,其他人也不可能糾正錯誤,因為你糾正了錯誤,就是得罪人,你自己得不到好處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們可以看到計劃經濟下犯的錯誤得不到及時的糾正,小錯誤變為了大錯誤,尤其是計劃經濟下,我們可以看到連帶掩蓋錯誤。原來計劃一百萬做成的事,現在計劃投入十個億,你說做成功了,其實是做失敗了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這樣一個原因,使得計劃經濟包括產業政策,所有的這些決策,最后給我們的社會帶來的負面的東西也更多。所以我們要想讓技術得到有效的發展,真正變為一個社會的創新,一個社會的創新我們是要讓企業家八仙過海各顯神通,然后通過市場競爭篩選什么樣的技術、什么樣的產品、什么樣的產業是最有前途的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現在大家有一些對產業政策定義太寬,幾乎所有政府都叫產業政策,我覺得這個是值得討論的,不太容易聚焦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當然了,產業政策轉變比不轉變好。像過去那樣的產業政策帶來的傷害是很大的,減少傷害也是一種進步。我剛才講的東西,并不是說不適合,我只是針對高新技術。王勇講的很清楚,那些產業更沒有必要制定產業政策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為什么?如果大部分人都看得清楚的事情,企業家里一定就有人看的比大家更清楚。比如說,中國過去那些各種技術的引進,企業家是削尖腦袋在改變。從最簡單的鄉鎮企業粗制濫造的落后方式,到很現代化的工廠,不是政府要求變的,只要你不阻止,他都會引進,恰恰政府引進的一些東西反而出了大問題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統新型的產業給產業政策提供不了幫助,只能提供誤導,老的產業,只要讓企業家做,那么它自然有辦法也有積極性做好這個事情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王勇所說的“有為政府”其實我更喜歡周其仁所說的話,“降低制度成本”,政府只有不用政策法律的辦法阻礙企業家做事,這個企業家就會發展出我們根本想象不到的那些東西,所有的企業家出國考察都會得到很多東西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還強調的一點是我們不能用一種相反的東西來論證,如果我們一開始制造了冤假錯案,我們再平反冤假錯案,不能證明沒有你就不能平反冤假錯案,也不能證明沒有你就沒有冤假錯案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真正轉型的是什么,是轉向市場化,廢除阻礙企業家的行為、企業家創新、企業家的創業這樣一種制度,所有人都是一視同仁,我不主張跟某一些人,哪怕你很偉大,馬云、馬化騰也不要給他任何優惠政策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這種優惠政策不僅僅是不公平,而且阻礙未來進一步的發展,這些已經成功的企業家,只要政府不保護他,他必須不斷的努力,才能夠保持先進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而且我們知道要新的年輕一代老想推翻它,老想取代它,這是好的事情。我不主張給任何人、任何企業家的優惠政策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想最重要的是什么,我們為什么需要政府,我們需要政府保護每個人的平等權利,包括財產權,這是政府最應該做的。如果政府能夠把這些權利保護了,每個人享受充分的自由,這包括創業的自由,創新的自由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我們中國人的創造力就會很好的發揮出來。如果說在這些方面不做努力,我們的每個人的基本權利得不到保證,包括知識產權得不到保證,另一方面產業政策說我們在鼓勵這個,鼓勵那個,我認為這是不太恰當的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國的政策制定過程非常復雜,并沒有一個統一的程序。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某一個領導人。還有一點,中國還有很多游說型的集團也非常重要,有的時候像房地產的政策,很多都是房地產企業在這當中發揮的作用很大,有的時候甚至于一個偶然事件會引起政策的調整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要說中國政策很靈活,是的,但即使一個國家太靈活的東西多了,尤其是從政府來講,可能并不是一件好事,政府需要堅持一些原則,這些原則上個人的自由、企業的自由選擇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但有的時候這種靈活性,彌補了一下我們這個體制的局限,比如說中國什么都不能做,但實際上都能做成。我覺得這不是一個長遠、理想的治理狀態,對于整個國家的治理狀態,還是要有很大的改變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李燕剛才講的非常清楚,我要強調的一點是我們應該“倡導什么和“強制做什么”兩個區分快來。計劃生育,我們提倡大家少生孩子,30年前-40年代,和我們用強制的手段,包括一個公職人員多生一胎就開除公職,這是完全兩個不同的概念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包括企業家里要做決策,我是鼓勵政府需要廣泛的傳播,政府所有信息都應該是公開的,企業家和每一個人都可以作為參考,這就是有意義的。因為政府有一些信息是別人沒有的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個人簡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、經濟學教授,北京大學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長,同時兼任牛津大學現代中國研究中心研究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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